竹林七贤:命世大贤阮籍嗜酒如命

2017-02-23 9:22 来源:邪恶基地 作者:佚名

        在竹林七贤中,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“命世大贤”“芳馨百代,领袖诸贤”的阮籍。

       提到阮籍,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。

      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:“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,而应看得更幸福,更单纯,更强健,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,有一种常驻的酒意。”(《悲剧的诞生》)

       《晋书·阮籍传》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:

       籍本有济世之志,属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,籍由是不与时事,遂酣饮为常。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,籍醉六十日,不得言而止。钟会数以时事问之,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,皆以醉获免!

       也许正是因了酒,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?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,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?

阮籍

阮籍

      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,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。

      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“罪状”有两点:一、阮籍撰写了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;二、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,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(定策间谍之事见《魏志·高贵乡公纪》)。叶梦得说:“(阮籍)应为公卿作《劝进表》,若论于嵇康,自应杖死。”

      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,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!

       黄侃在《咏怀诗补注·自序》中这样告诉我:
       阮公深通玄理,妙物达情,咏怀之作,故得包罗万象……。迹其痛哭穷路,沉醉连旬,盖已等南郭之仰天,类子舆之鉴井,大哀在怀,非恒言所能尽,故发于诗歌。
       阮籍为人在“竹林七贤”中最为复杂,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。不像嵇康性格“峻切”惨遭横死,也不像山涛、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。他不隐不仕,又隐 又仕,官也做,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。谨小慎微,屈己成人,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“全身远祸”之三昧。

      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!

       魏晋时期,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,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。任继愈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说到:“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,希 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,得到某种境界,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,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。”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。”之说。从 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,因此,怀才不遇,醉心于山水之间,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。“恨天低,大鹏 展翅难高飞。”是不言而喻的,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?其实,“大哀在怀,非恒言所能尽”者,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。前有荀或,后有陶潜都是如此。 生逢乱世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正是道家的一种“大悲无泪,大音稀声”的无奈,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,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?我深深地理解了 他,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!

      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,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,要么沉默,要么抵抗。嵇康选择了后者,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。阮籍由儒入道,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 境界。“承命世之美,希达节之度”。疾病的折磨,生命的短促,政治的阴谋,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。“但怨须臾间,魂气随风飘。终身履薄 冰,谁知我心焦。”是其真实的写照。(《咏怀·三十三》)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,每日必饮,饮而必醉地“生活在别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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